导语
拉美地区一直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地区，受新冠疫情影响，这一差距仍在拉大。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Comissão Econômica para a América Latina e o Caribe)数据显示，2020年该地区新增贫困人口约2200万，贫困率达到33.7%，极端贫困率达12.5%。而据拉加经委会早前发布的《2020年拉美社会全景报告》，该地区贫困人口总数增加到2.09亿，其中7800万人处于赤贫状态，比2019年增加800万人。人道主义组织施乐会（Oxfam）在2020年8月发布报告表示，新冠疫情导致拉美地区贫困人口和失业人数上升的同时，也使得该地区富人群体变得愈加富有。2020年3到6月，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至少有73名亿万富翁的财富总额增长了482亿美元（折合约3116亿人民币）。
拉美地区经济多年持续低迷，复苏乏力，面对新冠疫情的巨大打击，地区经济状况更是雪上加霜。为遏制新冠病毒传播，拉美多国采取封锁贸易关闭边境暂停生产活动等措施，这也导致区域内几乎所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走向下坡。经济的疲软导致就业情况恶化，失业人口数量大幅攀升，贫困人口和极端贫困人口的比重显著增加。在这一冲击下，受影响最严重的人群包括不得不退出就业市场承担家庭护理工作的妇女、非正规行业工人以及各类贸易、制造业、建筑业等相关行业职工和刚刚进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
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不仅难以在短期内改善，还进一步加剧了拉美国家阶层向下流动的态势，让本作为“缓冲”的新中间阶层人口大量流动到下一阶层。地区严重的贫富分化使得多国民众举行示威抗议活动,社会矛盾大大激化。为使拉美各国和平稳定发展，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刻不容缓。
本期区域观察将聚焦拉美部分国家和地区在疫情影响下社会贫富差距的现状、成因及民众的反应，并探寻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措施。
中美洲
在疫情形势持续严峻的背景下，中美洲经济遭遇大幅萎缩，社会内部深层矛盾异常突出。据美洲开发银行发布的《不平等和社会不满：如何通过公共政策解决这些问题》（Desigualdad y descontento social: cómo abordarlos desde la política pública）报告，中美洲地区或新增280万贫困人口，贫困指数上涨约6个百分点。
宏观上，其区域贫困化趋势与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直接挂钩。受历史、地理等多重因素影响，居美移民汇款一向是中美洲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但疫情期间，因流通封锁等管控措施，美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多项经贸活动瘫痪，旅游、交通、贸易等部门首当其冲，而这些领域恰恰集中了大量中美移民。收入减少、失业压力致侨民无力周转资金，流向中美洲的汇款总量骤减。以萨尔瓦多为例，据该国中央储备银行统计，2019年萨国全年侨汇总计超56亿美元，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6%。但受疫情影响，仅2020年四月份，汇款总额便较2019年同期下降了40%，国民经济景况不容乐观。
微观上，相较于高收入群体，中低收入阶层在此次疫情危机中因缺乏灵活的经济避险能力，将陷入更困难的处境。一方面，大批中产阶级及80%以上最底层收入人口均在从事非正式工作，因处于社会劳动保障系统的灰色地带，经济状况本就极为脆弱且不稳定，疫情的暴发无疑是对他们的一次重创。另一方面，该群体主要聚居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农村地区，无法回应疫情常态化对远程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导致其可选择的就业范围大大减少，难以尽快破解脱贫难题。直至目前，区域内结构性不平等问题仍在进一步扩大，成为了加剧多国贫富悬殊的内驱力。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在疫情的负面影响下，多米尼加贫困人口比例将高达24.2%，国家基尼系数或从45.9%升至47%。
为解决贫困问题，中美洲多国已着手落实了一系列保障措施。巴拿马政府每月向个体户、偏远地区人口、多维贫困人群等提供一定的援助资金，并将公职人员、在职工人及收入多于11000美元的纳税人排除在该福利体系之外；多米尼加政府针对性地减免了中小企业和酒店行业的税收，并通过“驻家计划（Quédate en casa）”划定贫困线，给予260万困难人口疫时经济资助；萨尔瓦多当局为150万户无收入或受疫情影响经济困难的家庭发放现金补助。
不可否认上述措施存在积极作用，但其成效终究仅停留在表面，难阻内部两极差异扩大的势头。对此，美洲开发银行建议，中美洲各国可将目光投向创收高的工作部门，挖掘其征税潜力，以推动国民收入再分配制度向合理化方向发展，或有望将人均收入水平提高20%-30%。同时，应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政治体系，将具有代表性的弱势群体纳入到国家管理机制中，为他们创造更多发声渠道。
编译者：吴颖
阿根廷
根据阿根廷国家统计局与普查研究所(INDEC)数据显示，2020年第四季度，58.6%的阿根廷人人均33,306比索（约合人民币2249元）。其中，底层民众平均收入为12,150比索（约合人民币820元）；中产阶级为31,766比索（约合人民币2148元）；上层阶级为78,723比索（约合人民币5324元）。据阿根廷天主教大学社会债务观察组(Observatorio de la Deuda Social Argentina de la UCA)数据调查显示，预计2021年阿根廷贫困率将达到45％。
受疫情影响，就业机会减少，失业率上升，阿国经济情况急剧恶化，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明显加大。具体而言，2020年，最富有的20%人口的收入是最贫穷的20%人口收入的13倍。而在2018年，这一差距为9.7倍。到2019年底，由于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这一差距达到了10.1倍。
为缩小贫富差距，阿国政府致力于推动实行累进税制，让经济上更有能力的公民帮助较贫困人群，通过税收从该国富有的人群中收集更多资金，以社会援助的方式向最贫困人口分配社会财富。然而，这也对阿国中产阶级产生了不利影响，一些自由职业者、中小企业家在疫情期间的经济情况不容乐观，许多甚至处于破产边缘。在纳税压力加大、工作环境健康风险增加、市场萎靡、国家缺乏激励措施、未来投资前景不容乐观的情形下，中产阶级寸步难行，对国家经济失去信心，这不利于阿根廷经济的复苏。
对此，阿根廷经济分析员达米安·迪佩斯 (Damián Di Pace)认为缩小贫富差距最好的方法是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加强对国民的技能培训，而不是通过对富人征收高税或者抑制富人财富的增长来实现这一目标。他表示，在阿根廷，对分配的需求大于其经济的财富创造能力。阿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只是竭泽而渔，没有考虑把蛋糕做大而是试图把蛋糕越分越多。由于没有及时增加生产蛋糕的条件，现在没有更多的蛋糕可以分了，这就导致阿根廷人都更穷了。
编译者：庄芮昕
巴西
巴西是拉美地区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据社会政策中心（Centro de Políticas Sociais）和巴西地理与统计研究所 (Instituto Brasileiro de Geografia e Estatística)调查得到的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打击，巴西2021年第一季度的基尼系数从上一年同期的0.642上升至0.674，打破了以往的最高记录。除此以外，巴国2021年第一季度的人均月收入首次降至1000雷亚尔以下，只有995雷亚尔（约1280人民币），同期下降11.3%。据瑞士信贷集团（Credit Suisse）发布的2020年全球财富报告，在巴西，49.6%的资源都掌握在全国最富有的1%的人（约210万人口）手上，在十个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中排名第二，仅次于俄罗斯。不仅如此，新冠疫情的到来使得全国富人财富增加了2.7%，比在报告中排名第一的俄罗斯还高了1.1个百分点。
失业是导致巴国民众生活质量下降、贫富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应用经济研究所（Instituto de Pesquisa Econômica Aplicada）的一项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巴西劳动力遭受的冲击最大。在2021年第一季度，未完成基础教育的工人工作时数同比下降12.9%，而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工作时长则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1.7%。除此以外，巴国的微小企业和个体户因新冠疫情遭受的重创亦加深了贫富差距的鸿沟。在巴西约8590万就业人口中，大约39%的人从事就业体制外的工作，也就是说，这部分人既无法得到社会保障体系的保护，也不能获得任何失业保险。据国际乐施会（Oxfam）的调查，84%的巴西受访者支持对最富有的人群增加税收，54%的受访者支持向所有人增税，以投入到公共卫生、社保、教育等领域中去。
为避免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而激化社会矛盾，巴国联邦政府及部分州政府亦不断提供就业岗位，改善失业窘况。自疫情爆发后，截至今年5月，巴西政府已经创造了约120万个工作岗位，仅在今年5月就创造了超过28万个就业机会。尽管政府提供了不少工作岗位，巴西劳动力市场仍呈现十足的疲态，市场的恢复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编译者：陈钰莹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是拉美地区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疫情暴发以来这一情况进一步加重。哥伦比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哥国基尼系数由前一年的0.526上升到0.544，创下2012年以来的历史新高。当前，哥国最富裕的10%人口平均收入比最贫困的10%高出将近40倍，贫富差距悬殊。同时，疫情也加剧了哥国贫困形势，2020年其国内贫困率高达42.5%，较2019年上升了6.8个百分点，贫困人口达到2120万人。
此次疫情暴发几乎让哥伦比亚近二十年的减贫成果回到原点。2002年哥国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比49.7%，到2018年成功下降到27%；基尼系数由2002年的0.572下降到2017年的最低点0.508。然而，两个数值在2020年均出现大幅上升。贫困率反弹、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折射出哥国减贫成果的脆弱性，专家将此归结为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所谓贫困人口脱贫只是转化成了较不稳定的中产阶级，收入和消费水平稍微高于贫困线；二是相对于高收入人群，中低收入家庭经济来源大多依靠非正规性工作或者自营职业等收入低且稳定性极差的工种。两者在收入来源稳定性上的差异使得在国民收入普遍降低的情况下，底层民众由于抗风险能力低、恢复能力弱，受疫情打击更大，收入鸿沟进一步加深。
尽管哥国借助外债等手段建立起收入补助项目以及加强医疗卫生系统建设以应对疫情蔓延，但不断攀升的数据证明这些举措并未达到预想的效果。人们应该认识到哥国的社会不平等并不是单纯的收入不平等问题，而是复合了教育、医疗卫生、环境、社会等多重因素的综合性难题，政府应真正重视底层民众利益，制定一定程度上倾向弱势群体的政策，帮助这一阶层成长起来。
编译者：谢晓静
古巴
据中国社科院2013年1月出台的《国家健康报告》数据，古巴作为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基尼系数为0.2，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其居民在教育、卫生等方面享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和国家补贴。然而，古巴整体经济水平较为低下，虽然政府不公布贫困指数和不平等指数，但据古巴经济学家佩德罗·蒙雷亚尔（Pedro Monreal）的间接计算，该国有40%-51%的人口正处于贫困状态。
造成古巴人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作机会少薪资低。在古巴，最低工资标准仅为每月16美元（约合人民币104元）。据悉，2019年国有部门工作人员约占全国就业人数的71%，而该工种的平均薪酬微薄，不足以维持日常生活开销，使得贫困人口数量庞大。此外，新冠疫情给古巴的经济支柱——旅游业造成巨大冲击，加之美国封锁，外汇收入大幅减少，失业率上涨，古国贫困人数上升。根据古巴人权观察站（Observatorio de Derechos Sociales Cuba）的报告，2020上半年古巴的贫困人口数翻了一番。
古巴国内的贫富差距虽然不大，但在若干因素影响下也有扩大的趋势。一方面，曾在古国长期存在的货币双轨制使得从事旅游、餐饮、服务等可以接触到外国人的行业人员有机会获得可兑换比索，它既可用于专门使用该货币的门店，也能以高位汇率兑换成在国内市场消费的古巴比索；而大部分只有古巴比索的居民则只能在农贸市场购买种类有限的商品。另一方面，去年古巴政府为了恢复外汇，将许多主流商店转型为可兑换货币（如美元）专门店，持古巴比索的居民失去了更多购买的机会，这都大大拉开了可兑换货币阶层和古巴比索阶层人民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
在古巴，大多数被认为是“富人”的群体拥有来自国外亲属的汇款接济，他们是最有投资能力，最能利用房产优势在旅游业中获利的一批人。尽管疫情期间旅游业发展和汇款收入受到影响，但他们通过向没有美元储蓄的普通阶层高额借出外币银行卡的方式，仍可以得到更多利润，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
面对这种形势，古巴政府于2021年初取消货币双轨制，虽然短期内将为外汇紧缺的古巴带去更多的贫困人口和更高的通货膨胀率，但从长远看，或有望降低贫富差距。除此以外，古国也开始涉足经济模式层面的改革：今年6月2日，古政府批准在国家严格监督下对私有中小企业进行规范管理，相当于承认其合法化，但限制中小企业可进入的领域，如卫生、通信、新闻等领域。该措施对古巴而言意义非凡，古国或应调整姿态，扶持中小企业，发掘地方发展潜力，拉动地方经济，以重点解决就业岗位紧缺的问题。
编译者：徐嘉琪
乌拉圭
根据乌拉圭国家统计局数据（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ística），2020年乌拉圭新增超过10万贫困人口，极度贫困率高达11.6%，创下自2012年以来的新高。自2020年1月疫情爆发，乌国失业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从约8%上升到约10%。基尼系数出现反弹，2020年上升至0.387，较2019年增长了0.005。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却没有随之变大。相反，首都蒙得维的亚的贫困家庭数量占比高于乡村郊区的贫困家庭数量。此外，贫富差距呈现地区差异，乌拉圭南部地区（除蒙得维的亚）贫困率明显低于北部地区。贫富差距也呈现性别差异，女性贫困率普遍比男性贫困率高出5%左右。2020年乌国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下降了5.9%，国民收入的普遍减少失业率的持续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将不利于开拓国内市场拉动内需，不利于小微企业的发展推动经济复苏，资源分配不均也将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问题。
乌国政府于2021年投入超过9亿美元，即国民生产总值的1.6%，改善民生，缩小贫富鸿沟。例如支出7290万美元实施将月收入低于16.063美元（约104人民币）的人群定性为贫困人群并提供经济补助的政策（una canasta básica alimentaria）；投入3090万美元将申请困难家庭补助项目的名额增加1倍，为申请的家庭提供每两个月1200美元的经济补助；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补助贫困人群和在疫情防控中起关键作用的企业，以及致力于提高公共教育的质量和普及程度。但是乌国政府目前工作重心更侧重于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国内疫情尚且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乌国更需要的是从根本上加强疫情防控，加大疫苗接种普及力度，避免对疫情过于盲目乐观，同时提高社会福利，加大社会保障力度，为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措施的实施奠定基础。
编译者：麦骏浩
智利
智利尽管在上世纪后期创造了经济增长纪录，成为拉美地区经济发展情况最好的国家之一，但其财富分配的不均衡性也日益突出。2019年10月，以地铁票涨价为导火索，智利国内爆发大规模示威，中产阶层和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抗议社会不公、贫富分化和政府腐败。示威活动持续了几个月，社会秩序和国家经济状况遭到严重破坏，直到2020年春天才初步回稳，经济有所复苏。此时，新冠肺炎的暴发扰乱了这一宁静，贫富差距进一步加深。疫情期间，智利超级富豪平均财富飙升了25%，而中产阶级受疫情影响财富迅速蒸发，许多人被迫通过打零工的办法增加收入来源，同时最大程度节省开支，底层民众更是一贫如洗。据社会发展部的国家社会经济特征调查(CASEN)显示，自疫情爆发以来，智利的贫困率从8.6%上升到10.8%，这意味着在该国约1900万的总人口中，有210万贫困人口，其中约83万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最富裕的10%的人口的收入是最贫穷的10%家庭的416.6倍。为缓解贫富收入日益加大的危机，智利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发行Covid-19债券，用于为靠家庭津贴维持生活的人（占全国最贫困人口的60％）提供每家5万比索（约合人民币432元）的资金支持；出台就业保护法，保障劳动者在因疫情而被迫缩短工时导致收入减少、或者被迫停工的情况下能得到社会资金保障；为没有固定收入或者因疫情导致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的家庭提供紧急家庭收入(EFI)，每个家庭得到的救助金额取决于家庭成员人数以及家庭经济紧急程度；发行中产阶级债券，因疫情导致收入减少至少20％的个体工商业者将一次性获得每人50万比索（约合人民币4328元）的资金支持。得益于这些措施，大流行期间智利约有120万人幸免于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尽管这些措施初显成效，面对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社会经济问题，智利政府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编译者：庄芮昕
秘鲁
抗击贫困是秘鲁近年来的目标任务之一，但是新冠疫情的到来让秘鲁的贫困率再度上升，贫富差距有所拉大。根据秘鲁国家统计和信息研究所（INEI）的统计数据，因新冠疫情的爆发，2020年秘鲁新增320多万贫困人口，其总数接近1000万，贫困率达到了30.1%，较2019年上升了9.9%。此外，极端贫困人口比2019年增加了2.2%，占人口的5.1%，相当于160多万秘鲁人每月的生活费低于191索尔（约为314人民币），这是近年来增幅最大的数据。这场疫情使得秘鲁的贫困程度倒退到十年前的水平，抗击贫困的努力或许将因新冠疫情的到来而付之东流。
相反，在大流行期间，秘鲁的富人群体却越来越富有。受到冲击和影响最少的亿万富翁们，不仅没有因疫情遭受任何财产损失，反而增加了40%的财富。贫困人口基本收入不断下降，富人财富积累却成上升趋势，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拉大。
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几乎所有城市的经济活动都因疫情而关闭，城市人口更直接地感受到秘鲁经济的限制和瘫痪的后果，如住宅过度拥挤、缺乏失业保险以及数百万人经济储备薄弱等。其次，城市的防疫封锁政策，使得很多人无法外出就业，商铺工厂紧闭大门，失业情况严重。
另外，不断恶化的贫困现象导致了秘鲁非正规性劳动的大幅增长。在新冠疫情开始之后，劳动力参与非正规性劳动的比例为73%。
编译者：杨润泉、郭云傲
委内瑞拉
2020年以来，受疫情影响，委内瑞拉本就脆弱的经济再遭重创，多个行业受到波及，失业率亦随之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ondo Monetario Internacional）今年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20年委国失业率已超过50%，位居全球首位。种种冲击之下，委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大部分居民陷入贫困深渊。委内瑞拉安德烈斯·贝略天主教大学（Universidad Católica Andrés Bello）的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Económicas y Sociales）2020年发布的《2019-2020年度委内瑞拉生活条件调查》（Encuesta Nacional de Condiciones de Vida）显示，委内瑞拉是拉丁美洲最贫困的国家，其基尼系数高达51%，是仅次于巴西的第二大不平等国家。若从收入、受教育状况及获取公共服务等维度衡量，委国64.8%的人口正处于“多维贫困”；若仅按收入水平衡量，约96%的委国人口都处于贫困状态，其中，约76%的人口处于极端贫困状态。
严重的贫困给委内瑞拉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如大批人口移民，劳动力严重缺失；百姓收入极低，温饱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为解决贫困问题，今年5月，委国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宣布将最低工资上调至1千万玻利瓦尔（约合人民币19.58元）。然而，上调后的最低工资仍不足以购买1公斤的肉，这一措施对于解决贫困问题来说只是杯水车薪。面对这一困境，安德烈斯·贝略天主教大学的社会学家路易斯·佩德罗·埃斯帕尼亚（Luis Pedro España）表示，委国日益严重的贫困问题主要是由经济衰退造成的，要想有效解决贫困问题，必须促进经济增长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委内瑞拉透明组织（Transparencia Venezuela）也表示政府应制定以弱势群体为重点的社会政策，为他们提供相应援助。
编译者：邹绮琳
结语
拉美大部分国家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社会资源分配愈发不合理，在富人群体人数有所增长的同时，因失业而无法满足个人基础生活条件的民众也越来越多。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各国的贫困人口均呈现大幅攀升的态势，贫困率和失业率高居不下，各类经济指数惨不忍睹，其中巴西、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国更是稳居社会贫富不均的前列。
针对失业人数、贫困人口大幅上升的状况，多数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如创造大量就业岗位、调整补贴标准，进行再就业培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而面对富人群体越来越富有这一现象，多地不少民众赞成对最富有群体加大征税力度这一做法。除此以外，亦有专家学者认为不应抑制富人群体的财富积累，而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提升民众的文化程度，增强自身竞争力，以应对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不确定因素。在重振经济发展刺激经济复苏方面，多国亦不约而同进行了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调整货币政策等措施。
尽管各国政府想尽办法缩小贫富差距，减少贫困人口，但大多数都被证明只是“拆东墙补西墙”的临时措施，它本质上仍是拉美地区经济、金融基础脆弱，民生保障体系漏洞百出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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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Agencias, “La pobreza en Perú se disparó en 2020 al 30,1%, casi 10 puntos más que en 2019”, América Latina, 202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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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eru21.pe/economia/lucha-contra-informalidad-laboral-y-150-mil-empleos-nuevos-reduciran-tasa-de-desempleo-de-14-a-menos-de-10-bicentenario-2021-reforma-laboral-sector-laboral-desempleo-informalidad-laboral-propuestas-del-bicentenario-noti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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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umvenezuela.com/provea-segun-la-encovi-2019-2020-apenas-3-de-los-hogares-venezolanos-no-tiene-ningun-tipo-de-inseguridad-alimentaria/
46. Transparencia Venezuela, “COMBATIR LA CORRUPCIÓN Y DISEÑAR POLÍTICAS DE ATENCIÓN A LA POBLACIÓN VULNERABLE SON CLAVES PARA ERRADICAR LA POBREZA EN VENEZUELA” Transparencia Venezuela, 2020.10
https://transparencia.org.ve/combatir-la-corrupcion-y-disenar-politicas-de-atencion-a-la-poblacion-vulnerable-son-claves-para-erradicar-la-pobreza-en-venezuela/
主持人：陈钰莹
指导老师：陈星 林婧
一审：陈钰莹
二审：陈星 林婧
